唐江澎建议高考数学分层语文分类外语分级

唐江澎建议高考数学分层语文分类外语分级

社会舆论在无形中评价着一所学校的响力和办学质量，而这种评价主要集中在高考结束后的3个时间节点。

第二个时间点是高考成绩公布的24小时之内，看有多少高分。例如今年高考，江苏省贡献了一个数据，全省理科高分前30名来自22所高中，这个数据非常了不起；在其他各省市，包括上海都拿不出这样的数据。

我们国家高中毕业生应该拿到1个学分，其中必修课应达到个学分，包括6个艺术学分。

6个艺术学分意味着从高一到高三应每周开一节艺术课，但实际上，能够严格执行这个学分标准的高中少之又少。

如果高三没有上艺术课，如果整个高中没有达到6个艺术学分，学生拿到的高中毕业证就是带有水分的。如果我们拿这个指标来评估，究竟有多少人可以拿到一张不含水分的高中毕业证？

要把学习负担过重减下来，一时半刻还难以办到。我们现在最需要减的是那些无谓的负担、单一记忆的负担。

其实，作业形式太单一、作业价值不大是造成学生负担重的根本原因。在课堂教学中就只问记住了没有；布置作业常常是针对知识记忆巩固的无效训练；在评价测试时，常常也是反复测试记牢了没有。

如果吃点苦、负担重，将来有用，也算有价值，关键是吃那么多的苦有什么用？我是教高中语文的，也参加过高考语文命题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小学阶段大量刷阅题并没有用。

与考试相关的课无限膨胀，与高考不相关的课程被大量弱化甚至彻底取消；提前结束新课、提前复习，把高中三年的课程两年上完，留出一年专门复习应付高考……这样的模式培养不出创新人才。

第三，看一个学校能不能在高中阶段，让每个孩子每周唱一次。我认为，校园里有声是一个学校能称之为学校的标配；

好多年前，我们禁止了节假日补课，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。但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，很多学校以为不准校外补课就是给校内补课留足了空间和时间。

我当了这么多年校长真是感到痛心，现在有些学校明目张胆地在节假日补课，甚至教育行政部门逼迫着学校补课。

我多次呼吁，我们的教育部要拿出治理课外培训机构、治理乱收费那样的力度，要建立起“长牙齿”的问责机制，突出重点、难点、堵点，要让国家课程方案体现出应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。

如果我们的强基计划还是采取单一的考察方式，我们中学只能刷题、增分；如果考察标准是综合素质、选择方法是全面考察，高中的培养方式自然就会发生变化。

我建议，应在强基计划的现有政策框架内，研究卓越工程师素养考核标准，突破单一的纸笔测试方式，着重考查学生的制作、制造、创新和创意能力，引导高中学习方式走出单一刷题增分的误区，重培养学生动手实践、创新创造的能力。

还可以启动“工+”、“工+农专门人才的选拔，引导学生增强对卓越工程师的职业向往，立志为实业强国而努力。

新高考的“3+1+2”方式已使我们国家的课程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，虽然方案中必修学分为个学分，但20个学分的语数外选择性必修，实际上已变成了人人必须选择的必修，造成了我们实际上的必修达到108个学分，占毕业学分的%（数学高考卷），明显偏高。

现在许多专家都在讲博雅教育理念，认为不能过早分文理科，要强调通识教育，这无疑是对的；但是我要强调的是，通识教育只能是在通识的范围里进行，而不能在高利害相关的选拔性考试里来实行。

考上北大中文系的学生，无一例外是因为数学特别好；而考上北大数学系的学生，无一例外是因为语文、英语特别棒。

高考数学满分1分，一个文科生如果能达到105分已经很不错了，但他根本没有办法看见北大中文系的门槛，他必须努力把他的数学从105分提高到1分。

他所有努力就是为了这30分，他搁置了对中文所有的兴趣爱好，他的精力全都投入到提高这数学的30分。

这不仅是个人精力的巨大浪费，更是国家人才培养模式的巨大浪费，我认为这种培养方式只能培养出平庸的学科文科数学高考题者，培养不出对专业有持续热爱投入的大师。

而数学更是如此，数学由于不分层，高考数学命题简单了，没有办法选拔人才；命题难了，大部分学生答不出。所以，没有分层既制约数学顶尖人才的培养，又导致大量差生存在。

我建议在“3+1+2”的框架内探索数学分层、语文分类和外语分级的考试方法，这可以使学生的负担大大减轻，可以使学生把精力投入到真正热爱的学科中去。

当下，有一件事情要高度引起，新一轮以拔尖创新人才为旗号而引发的生源竞争与掐尖大面积回潮。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培养杰出人才是存在问题的。

我初步调研发现，目前全国高中范围内实行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大概有6大模式，其中有2种方法可以直通大学，其他是不能直接与升学挂钩的，最后还必须用高考能不能考高分来证明培养的人才是不是数学高考2017山东。

我建议尽快构建高校、高中对接贯通的“大学先修课程体系”，让广西高考数学的学生早一点有渠道去发展他们的专业爱好，形成兴趣特长，真正成为能够解决我们国家“卡脖子”问题的一代创新人才。

当然，中国大量家庭的孩子都不是超常的。既要超常儿童，更要常态儿童。

我们在面向超常儿童开展培养教育的同时，也要统筹开展面向常态儿童的创新素养教育。

作为普通基础教育工作者，面对这些问题，我只是表达我隐隐的担忧。我们期待有更好的督导评估体制、更好的评价方法，能够改变我们高中教育的现状。

作者 唐江澎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、香港中文大学（高考数学2017二卷）当代教育研究所所长